【影评】在电影里照见世界——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意志
胖乎乎的法国导演吕克·贝松说过：“电影永远不能拯救任何人的生活，它不是可以拯救人们生活的济世良药，它不过只是一片阿斯匹林而已。”电影是艺术之于人类的阿司匹林，而艺术是时代之于世界的镜子。
很多电影拥有奇妙的世界观，有的人为了消磨时间而不知其所云，但是更多的人试图通过电影去理解世界，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，照见纠结，照见挣扎，照见孤单，同时也照见亲密，照见依恋，照见爱，从而寻求内心深处的共鸣。
世界不会是像《楚门的世界》一样的不自知的真人秀，但是我们却和楚门一样被囚禁在名为“设定”的牢笼里：领导制定的教条是不可违背的，一定要遵守；老人与家长的经验是有道理的，不照做会吃亏。我们上学或者上班都会有一条最熟悉的路，谁知道某一天走另一条路的时候会不会突然遇见露天演唱会，刚刚盛开的花朵或者一生中最爱的人。《楚门的世界》让人类看到了自己的悲剧，然而就像在平静的湖水中掷下一粒石子，悲哀的波纹只在人们心中浅浅扩散了几圈就消失踪迹了。因为违背规则要付出代价，所以我们自愿生活在世界的“设定”里，即使我们能够理解，却无法自救。
当我们理解了自己的处境，就会由恐慌转向多疑，勉强算是居安思危，猜想约束力达到极致的未来。1927年，科学的发展尚在探索阶段的时候，德国导演弗里茨·朗力却拍摄了《大都会》这样一出科技大发展的“白日梦”。在2026年，世界分为两个阶层，地上的资本家控制支持城市运转的机器系统，地下的工人不分昼夜地劳动。在机器人的挑拨下，下层阶级暴动，工人们在盛怒之下摧毁Herzmaschine，洪水泛滥，地下城即将毁于一旦。规则约束了人们行为和思想的自由，反乌托邦体系使人类异化，一无所知的人生活得理所当然，而一部分有所察觉的人则开始承受痛苦，而人之所以伟大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痛苦。法国人卢梭说：“除了肉体的痛苦，人类的痛苦都是想象出来的。”资本家的儿子弗莱德森因为了解工人的痛苦而痛苦；科学家卢斯望因为无法毁灭大都会而痛苦；工人因为劳累贫穷而痛苦。他们通过反思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感受痛苦，并且寻求解决的办法，而电影给了观众一个有趣的答案：解决痛苦的最好办法就是求同存异。电影最后，弗莱德森把父亲的手与工头的手拉在一起，大暴动烟消云散。
人对事物的理解总是有差异和相对的，“脑和手的调解者一定是心！”人类的价值观存在差异，并且相互理解，才是真正的和谐。是这样吗？纳粹的宣传头目戈培尔是《大都会》的忠实粉丝，电影的思想倾向世界的分化并无不妥，那么种族屠杀也是如此，只要是为了世界和谐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，无论是失去自由，劳累或者死亡，只要人类能够理解，快乐还是痛苦就无可厚非。事实上戈培尔忽略了一个前提，虽然我们知道概念，名称或语言不等于事物，但我们不能不用它们，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。不管出于什么理由，屠杀是不合理的，也是不能被理解的，这就是前提。
人应该看到自己的痛苦。楚门和弗莱德森都是看到了痛苦的人，楚门选择通过反抗获得新生，而弗莱德森通过调解寻求和谐，抛开后者政治正确与否不谈，他们都是面对痛苦与错误，从而得到救赎的人。纳粹御用女导演莱妮·里芬施塔尔曾经在领奖台上悔恨地发言：“我宁愿在1939年9月1日之前死去，我希望人们再也不要把我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。”她看到过巨大的罪恶，黑色的枪炮和红色的鲜血，见证过帝国的极盛与衰落，发誓再也不为政治效力。二战之后，她登过高山，去过原始部落，七十二岁学习潜水，历时三十年剪辑完成了一部瑰丽的水下纪录片《水下印象》。即使是见过罪恶的眼睛，也可以欣赏色彩斑斓的世界；即使是受到囚禁的人，也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——如果人不愿意被蒙蔽的话。
“人类，包括初民在内，也不仅仅是在应付这个世界，他想理解这个世界。”维特根斯坦说，“而觉醒的人类心智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某种现象现在对他有了意义。”电影不仅仅是表现想象力的工具，还是人的反思，也是我们为了理解周围的世界所做的尝试。
